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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 特制的城市结构 非凡的城市功能
[ 作者:恩平市城乡规划局     来源:丽人剪报     更新时间:2016-10-20 11:51: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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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这座城市之所以奇特,可以说从它诞生之日起,历史就赋予了它一种非常特殊的社会结构模式,这种模式被称为“经济特区”。这个特殊的城市结构如果要存在下去,必须在内部形成结构性的平衡,就是说,要由同样具有“特殊性”的法律体系、经济政策、政府、市场机制、企业、交易模式、人群共同组成。
深圳作为处在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和机制发育最前沿的城市,在社会关系模式的塑造上也走在全国前列,就是说,在商业交往中,尽可能避免友情干扰,而在友情交往中,尽可能排除商业干扰。这是一个成熟商业社会的社会交换式交往模式,是受法律保障和舆论支持的高级社会模式,它正在深圳这座市场经济发达的中国城市中快速扩张。
弹指一挥间,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6周年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历程,沧海桑田,中国改革开放的奇迹铸就了深圳成长发展的奇迹。
36年来,深圳以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速度成长为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回望这座让世界惊叹的城市,我觉得需要更加深入的、多样化的视角来解读它的成长。以社会学的视角来解读深圳这座奇迹城市,或许会给大家一种新的感觉和认知。
何谓“社会学视角”?说白了,就是在一系列特定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人际关系的视角,人群关系的视角。社会是由一个一个的人组合而成的,城市是一个特殊的社会,城市里的人和人群由于不同条件的影响,形成特定的人际关系,从而形成每个城市不一样的城市品格、城市风格、城市行为和城市价值。
可以用来解读城市的社会学理论可谓浩如烟海,但我更喜欢上个世纪后半叶形成的一批现代社会学理论,其中最重要的社会学视角无非是三个:以帕森斯为代表的结构功能主义、以达伦多夫为代表的社会冲突论和以霍曼斯、皮特·布劳为代表的社会交换论。下面我就分别从这三个视角对深圳这座奇迹城市做一点解读。
A 历史赋予了深圳一种非常特殊的 社会结构模式
在社会学结构功能主义看来,任何社会都是具有一定结构或组织化手段的系统,社会的各组成部分以有序的方式相互关联,并对社会整体发挥着必要的功能。整体是以平衡的状态存在着,任何部分的变化都会趋于新的平衡。
深圳同样如此。这座城市之所以奇特,可以说历史赋予了它一种非常特殊的社会结构模式,这种模式被称为“经济特区”。这个特殊的城市结构如果要存在下去,必须在内部形成结构性的平衡,就是说,要由同样具有“特殊性”的法律体系、经济政策、政府、市场机制、企业、交易模式、人群共同组成。回想一下,为什么要有特区立法权?为什么要有15%的企业所得税?为什么要有特区政策试验权?为什么建立小政府、大社会的管理体制?为什么能培育出一大批市场化的企业?为什么闯深圳的人都有一种自我价值实现的冲动?这就是深圳作为特区这个特定的社会空间所要求的内部要素平衡,只要在其内部寻求到一定的平衡力,某种社会要素就能够在内部持续存在,任何一种要素发生了打破这个特殊社会空间结构平衡力的情况,都会出现生存障碍,就必须尽快通过调整功能来寻求结构的新平衡,以求继续生存,如果不能调整功能,结构失衡现象将加剧,严重的结果就是被淘汰出局。
一个内地人来到深圳,你不能把内地的一套生存法则和模式用在深圳这种市场化、快节奏的城市,你想融入深圳,就得放下在内地形成的社会角色(如曾经的局长、正处级之类身份认定),尽量释放你的真实能量和价值(功能),这样做,深圳就会很快接纳你,这时候,你和这座城市的结构关系就趋于平衡了,你会在这里活得比较自在。但是,如果你迟迟不能正常发挥自己的能力和价值,这个城市的诸多结构要素必然会排斥你,你会活得非常不自在,内心的不平衡会骤然上升,到头来也许你不得不离开这座城市。
以任正非为例,当年他在南油集团工作时,可以说他很长时间内没有找到他适应企业需要的平衡点,他的能力、价值,也就是功能没有正常发挥,结果是被企业挤出去了。可以说,当时的任正非和企业、和深圳的关系是非常失衡的,属于不稳定的结构状态,如果任正非缺乏定力和坚持,也许他就逃离深圳了,也许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上就没有华为这座丰碑了。所幸任正非选择了坚持,选择了顺应深圳特殊的结构要求,成立了具有前瞻性的以通讯产业为主业的华为公司,并且敏锐地抓住了内部分散股份制的产权机制,可以说把深圳经济特区所拥有的所有优势最大限度地利用和发挥出来了,结果就是如鱼得水,一路辉煌,踏入了世界五百强的殿堂。
结构功能主义常常被诟病为追求稳定,不求突破,其实这是超级误解。这个理论展示的基本社会图景是稳定均衡的,但其本质上是一种动态平衡,是在不停地推进功能调整中实现功能平衡的。深圳多年来也是在不断打破旧的产业格局、实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中得以发展的。目前的深圳,财政收入的90%左右靠税收,而不是靠土地财政,这是产业结构升级的表现,深圳已经成功摆脱了内地许多城市仍然要靠土地财政维持政府开支的局面,高新科技、金融产业、互联网产业、新能源、新材料、文化产业等战略性和先进性产业源源不断为深圳提供财税来源。所以,以敢闯敢试作为城市灵魂价值的深圳,看似变动不居,看似功能常处于失衡状态,实际上通过不断顺应市场趋势,反而在国家经济战略发展进程中更加稳健,稳坐钓鱼台,反观内地许多看似稳定的城市,目前却面临经济下滑、动力不足、发展乏力的困难,呈现深度失衡状态。
B 深圳的“闯”与“创”就是由社会 冲突走向变革的历程
社会学中的社会冲突理论是直接针对结构功能主义来的,冲突论反对结构功能主义强调的社会均衡性,认为社会本质上是在不断冲突中变革和前进的。社会冲突论的理论渊源其实都可以追索到马克思主义那里,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可以说是十九世纪之后影响人类最大的理论体系了,不但有完整的理论架构,更是在二十世纪创造出来一大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党和国家,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人类实践活动。仔细考察社会冲突论的理论内涵,会发现冲突论也并不完全排斥均衡观点,冲突论的一派认为,社会冲突的结果就是社会均衡。可见,冲突论其实和结构功能主义有许多共同点,只是理论的出发点不同而已。
也许用社会冲突论的观点解读深圳更显得贴切。深圳特区这种“另类”城市,从出生那天起就被中国的传统势力看成是一种“大逆不道”,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所谓姓“社”姓“资”的争论主要是围绕深圳展开的。深圳的成长是“闯”与“创”的艰辛历程,一路伴随着与国内强大的传统势力的冲突,可以说是社会冲突和压力孵化和造就了强大的深圳。当然,深圳面临的冲突不仅是外部的,更是内部的。深圳的发展不可避免带有旧体制的深切痕迹,外来投资与既有体制、改革者与保守势力、既得利益者与后来者、创新力量与因循守旧力量之间的对抗、冲突、斗争,从来没有中断过,直到今天仍然大量存在。这些社会矛盾和冲突,从某种意义上看,实际上是深圳人内心的冲突,向左还是向右?向前还是向后?向上还是向下?深圳人的挣扎不同程度地写在每一个深圳人的脸上,渗透到每一个深圳人的心中。
深圳人的内心挣扎有一个很好的例子。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深圳面临国内巨大的竞争压力,集中表现在一篇名为“深圳,你被谁抛弃?”的文章里,一时引起巨大的波浪,深圳朝野展开深入争论和研讨,结论是:深圳没有被谁抛弃,只要深圳自己不抛弃自己,没有人抛弃得了深圳。当然,这个结论稍微有点冠冕堂皇,事实上,毕竟深圳一直受到外部巨大的压力,当九十年代上海浦东开发开放的势头风起云涌之时,当全中国的关注目光纷纷转移到上海一刻,深圳的内心冲突、彷徨、不安是无法掩盖的事实。
深圳当下最大的社会冲突案例当然是土地匮乏问题。深圳要发展,但是土地已经基本开发完,无法像其他城市那样,仍然可以靠卖地维持生存,维持财政。深圳为此“背水一战”,把发展重心放在产业升级和城市更新上,经过多年努力,目前已成为中国产业转型升级以及城市更新发展势头最好的城市,发展后劲很强。
社会冲突论的最大贡献就是,它实际上指出了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在于冲突。冲突导致矛盾暴露,导致社会力量分化、导致优胜劣汰,导致创新驱动,导致新社会诞生。从人类社会发展历程看,从来就是均衡、冲突、再均衡、再冲突的循环往复的过程。低级的社会冲突是,冲突过后,一切恢复原状,例如中国几千年里的皇权专政和农民起义;高级的社会冲突是,冲突过后,社会跃升到一个全新的平台和阶段继续发展,例如深圳三十多年来的发展,由一个边陲小镇一跃发展为国际化大都市,其间深圳经历了太多的社会冲突,包括国家层面的冲突、政策层面的冲突、市场层面的冲突、族群层面的冲突、资本层面的冲突(最近的宝万之争就是资本层面冲突的经典案例)、文化层面的冲突等等,可以说这些冲突的力度是非常大的,甚至是史无前例的,有阻挡历史前进的冲突结果,更有推动历史前进的冲突结果,深刻地反映了我们这个国家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不可逆转的变迁过程。
C 社会交换:深圳在中西文化对接中 孵化新型社会关系
我们都知道,分工是社会一大进步,社会分工导致专业化和规模化发展,导致人类生活的商品和服务交换行为普遍发生,小到菜市场的讨价还价,大到WTO、TPP和一带一路这样的全球贸易格局和国家战略。
上面说的是经济学里的交换。在社会学里也有一种理论,讲的是人类行为中的社会交换关系和规则。很有意思,这个学派也是冲着结构功能主义来的,他们认为,结构功能主义过于宏观化,忽略了人的微观存在,社会学应该回到人际关系中来,研究人际交往的规律和规则。他们从经济学的交换学说中得到启示,把人的行为看成是一种计算社会得失的理性行为,认为人的一切互动行为都是为了追求自身的最大社会利益(包括最佳社会关系的建构和社会心理满足等)而发生的交换。其基本研究范畴和概念包括价值、最优原则、投资、奖励、代价、公平和正义等。社会交换不同于经济交换,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社会交换要受社会规范的制约。
也许中国社会的复杂性是西方社会学家们难以理解的,我们常说,中国人交往常常“弯弯绕”,而西方人则是直来直去,可见中西文化差异之大。但是我们发现,经过三十多年市场经济的磨炼,中国的市场机制得到长足的发展,反映到在社会交往关系方面,也不可避免受到西方价值观的影响,越来越多的人喜欢采取更加直接而通透型的社会交往方式,这显然提升了中国人交往的效率和价值。但是,伴生的一个现象是,在很多社会交往中导入了经济交换的理念和行为,把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混杂在一起,使得中国人的社会交往变得复杂化了,边界不清晰了。社会交往中的这种经济交换行为渗透现象,在官场就转化为寻租和贿赂的违法犯罪现象,显然这些年来,这种社会现象严重蔓延。
这些现象表明,中国的社会交往关系及模式在剧烈的市场经济发展历程中并没有成型,原有的社会交往规则无法照搬,而适应新格局的新的交往规则还没有孵化成熟。某种意义上说,孵化一种全民共享性的社会守则和社会关系模式,比经济上取得增长更加重要,这就给全社会提出了一个严肃的战略任务。
社会交换理论的重要价值在于,为市场经济时代成熟成型、合规合法的社会交往关系和模式提供理论依据。阐述社会关系,不必像以往那样虚伪,似乎一切个人的社会行为都是为了公共利益,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社会交换理论告诉人们,社会交往中的交换价值客观存在,也是人的正当诉求,交换的目的性并不影响交换行为的社会价值,更不影响交换行为的效果,反而由于人们对社会交换价值的明晰化,会更加懂得遵守社会道义和公平。
深圳作为处在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和机制发育最前沿的城市,在社会关系模式的塑造上也走在全国前列,其最大的优势是,作为移民城市,内地那种源于亲属、族群的纽带关系在深圳人的社会交往中明显弱化了,至于友情和商业的相互渗透,也在逐步分离的趋势中,越来越多的人习惯了在日常交往中尽可能把友情交往和商业来往分离开来,就是说,在商业交往中,尽可能避免友情干扰,而在友情交往中,尽可能排除商业干扰。这是一个成熟商业社会的社会交换式交往模式,是受法律保障和舆论支持的高级社会模式,它正在深圳这座市场经济发达的中国城市中快速扩张。
也许,深圳还能为中国贡献一个社会化的伟大成果,那就是:一个全新的、成熟的、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的社会关系模式,它杜绝贿赂,切断寻租,排除虚假,鼓励面对,强调效率,净化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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